奥运新闻铺天盖地地袭来，连篇累牍的深层报道都集中在安全、运动员状态、“中国心”这些肤浅的问题上，触及到敏感话题的东西都被过滤掉了。在举国欢庆这场体育盛事的时候，在人们讴歌盛世来临之时，有没有人觉察到这些繁荣景象背后的阴暗面呢？有没有人发现我们的奥运会缺少了什么东西呢？

ZG外交部频频指责西方不应该把奥运会与政治挂钩，从中可以解读出当局的心虚与恐慌。前不久，作为愚民工具的CCTV停播NBA，不是在把体育和政治挂钩吗？陈独秀说，你不找政治，政治也会找你。奥运会作为人类最高贵的传统之一，当然有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但是，如果想把奥运会办成一次没有任何意识纠葛的盛会，这无疑是痴人说梦。恰恰相反，现代化的奥运会如果还停留在为了竞技而竞技的层面上，参赛者都像“类人孩”一样不问世事，那么，人类与为了争夺领袖地位而相互撕咬的黑猩猩有何区别？在我看来，奥运会不但不能拒绝政治，还必须在推动举办国的民主化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政治上的向善，从专制通往民主，这是一种基于理性的现代社会的普世价值。即使像亚当·斯密这样宣扬经济利益的“利己主义”学者也在自己的政治伦理中表达出向善的理想。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不仅阐明了“良心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且对英国版图上政党与民族的关系都作了精辟的论述，整本书围绕着拥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或行为的问题发言，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历史已经证明，传承人文的奥运无法也不能回避政治，她必然会唤起人们对政治的思考以及良心的发现。

1968年，奥运会开幕前夕，墨西哥城发生了暴力冲突，几百名抗议者罹难；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绑架杀害了11名以色列动员和教练。擅长发扬“山姆大叔”精神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慕尼黑》中再次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文情怀。在国内，封杀斯氏的声音不绝于耳，在他们眼里，斯皮尔伯格只不过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单纯的大银幕自恋狂”或者一个只会“哗众取宠”票房舵手而已。在意识形态一边抵制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的同时，渴望自由与人文关怀的人们一边又在贪婪地享受着这些光影带来的情感冲击。《慕尼黑》同样延续了美国电影难得可贵的“平民视角”，把历史事件放在了一个人和一个家庭上面铺展开去，把救赎意识、忏悔意识融进了主人公的对话中。这部电影没有中国古装大片恢宏的气势，也没有演员矫揉造作的丑态，其中的民族冲突被淡化成为了两个人的冲突，民族的对话淡化成为了两个人的对话，而民族的恐惧心理，也淡化成了一个人的更加具体生动的恐惧心理。这样的缩略，丝毫没有影响电影的人文价值和批判力。这部电影留给人记忆的是一堆废墟的影子，如果种族之间、人之间，没有了宽容与谅解，没有了信任与诚实，这堆废墟就是我们的墓地。慕尼黑惨案是一块无法愈合的伤疤，带给人们的疼痛到今天依旧不减。

在恐怖与阴暗的云朵笼罩下的奥运，是不是还存在着光明的一面呢？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创了“民间与商业”的新模式，以后的政府再也不至于为奥运会的预算开支煞费苦心了。1988年，首尔奥运会更是直接改变了国家的政治结构。上世纪80年代末，风起云涌的民主运动给亚洲带来了新气象，韩国人接着奥运圣火的光辉，进行了一场庄严的变革。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自然无法脱离当时的政治与经济环境，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奥运会像一剂催生针，加快了民主胎儿的坠地。在韩国宪法修改的前一天，大独裁者全斗焕对他的一个手下说：成功举办奥运会比继续掌权更重要。莫非，昔日残酷镇压民主运动的大魔头在关键时刻终于彻悟了？总而言之，韩国人慢慢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他们终于可以脱掉身上的镣铐站起来了，他们不再做奴隶了!

近几年，中国的qunti性反抗事件、矿难、官民冲突愈来愈多，为了维护“党与政府的形象”，ZG高层加班加点地制定出了许多粗制滥造的应急法规来保证奥运会的正常运作。比如《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里面充满了“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荒谬与可笑。这部法律明确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社会安全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并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但是，发布有关信息不利于应急处置工作的除外。”有人就质疑：“这条规定的要害在于‘按照有关规定’6字，而‘有关规定’由谁设置？”答案自然很清楚。

余杰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申奥？》一文中指出：“现代奥运会是二十世纪人类制造出来的‘新图腾’和‘准宗教’之一。从单纯的体育的角度来看，它早已背离了古希腊的传统。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展示人类自身的力量与美感、追求人的精神与体魄的同步发展，它背后既有和平与正义的价值理念作支撑，又有一整套审美的标准来协调。而现代奥运会已经沦为商业的奴隶，禁而不止、越演越烈的运动员兴奋剂危机和不断曝光、黑幕重重的体育官员贪污受贿丑闻，从两个方面侵蚀着这一大型体育盛事的地基，使其魅力日减。”同时，余杰先生认为，中国的进步，靠的是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肯定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那些认为举办一次奥运会就能够让中国脱胎换骨的想法是可笑的。基于此，他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因为“这个民族已经是一个全身浮肿的巨人，再背上奥运会的包袱，将令其更加不胜重荷”。还是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想。我知道您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既然我们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坦然面对这些不公平，不能只顾一时快言快语，瘾是过了，但不久就会遭到历史的质问。中国申办奥运会，自然有粉饰的方面，但奥运会又捅开了一道大门，让世界能够窥视到中国更加隐私的地方，让老外们能够看到世界五分之一的人仍然噤若寒蝉。专制中蕴含着民主的萌芽，正如辛亥革命的很多领袖原来都是清政府遣送到国外留学以备今后内需一样，可慈禧太后万万没有想到最后会适得其反。现在的中国需要更多阵痛，而不需要再来一次血腥的流产。

今天，中国人依旧被狂热的群体主义焦灼着，奥运会中大得吓人的政治口号，争夺金牌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意识形态打下的沉重烙印。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用生命科学与社会学的知识分析了这种“合群的自大”，他在第二卷中写道: “传染在作用于广大民众之后，也会扩散到社会的上层… …传染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在它的作用下，甚至个人利益的意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勒庞所说的传染是指群众的观念，最终会在社会上层扎根，这种模式更加接近于民主国家的信息收集和政策改革。而中国的“传染”恰好相反，是上层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下层，从而，把群众变为自己的附庸工具和机器人。也就是勒庞紧接着所说的，上层会对下层的意愿进行篡改和扭曲，“组织起使它再次受到歪曲的宗派，然后在群众中加以传播。”只要能从本质上认清了群众的狂热是源自上层的异化，而非本质的品格所致，那么，一切都不是想象的那样绝望。

北岛说：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死者在何方？在天上窃窃私语。汉语言除了编制“指鹿为马”和“领导先走”的丑剧外，还有那圣洁的“生命的湖”。无论多么诱人的条件，都无法换取我的灵魂；无论多么富有的人，都无法剥夺我的尊严；无论多么残忍的暴力，都不能阻止我对自由的追寻。哪一天，我们可以坐在那美丽的生命的湖畔呼吸自由的芬芳呢？